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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Tannenbaum是美国芝加哥当地一家成立于1930年的老牌中型律师事务所Gould & Ratner的资深合伙人律师，也是笔者多年的好朋友。因我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国际客户，经常合作，所以我了解他有丰富的中国经验，而且对中国也非常友善。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美国律师属于美国的保守阶层，尤其对于涉及中国方面的任意的毛病，大多数的美国律师都会自动选择站在和中国政府对立的立场上。这多少也是因美国律师的职业特性使然，毕竟在他们的体制下，和他们自己的政府叫板对他们来说也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Fred的特点是他对中国政府和政治的看法，要远比一般的美国律师更为客观。因此，工作之余，我也很喜欢与他沟通和交流中美之间的一些热点话题。他尤其认可中国政府的执行能力。比如前几年我说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恐怕会慢慢的严重，他在当时就判断说既然中国中央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整治污染，有关问题应该在两三年内就基本能获得解决。

  最近，我们对西方世界时隔一段时间就会再次“狼来了”、甚嚣尘上的“”展开了一些激烈的讨论。鉴于Fred的观点能代表部分美国知识阶层的一般看法，在征得Fred的同意后，我翻译了最近几封以电子邮件形式来来交流的讨论，并发表在这里，供各位参考。英文比较好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看英文。

  我（下面邮件文中的Michael）和Fred的讨论起于《》2019年11月28日一篇名为《突然之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威胁变得如此真实而无法回避》（Suddenly the Chinese Threat to Australia Seems Very Inescapable）。这篇文章主要介绍澳大利亚最近一段时期吵闹不休的、所谓中国在澳大利亚大搞政治渗透的事情。最近《》还有别的许多系列文章都是同一笔锋，还包括一篇中国人抢意大利人业务的文章等等。

  我的主要观点是，中国人（包括华人）在国外反映出来的问题，像这次澳大利亚所谓的“间谍叛逃事件”，可能就是他们本人自己的问题；不应该把什么样的事情都往中国政府身上推，更不需要上升到中国威胁的高度。任何国家的人和政府都有好的和不好的一面，美国也是如此。我们的话题就此进一步展开：

  事实上，当我们想到一国人民与政府时，好与不好通常不是我们所想到的形容词。我想大多数人都明白，人不是一个整体，自然有好也有坏。政府也是如此。我们的有些朋友，故意说人民是完美的、但是却有这个又大又坏的政府、对人民采取了不利行动，因此，需要让政府来负责而不是由人民来负责，这也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或者说就是胡说八道。

  多数政府，即使是那些不是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政府，也一样需要体察民情，因为长远来说政府必须要依赖人民。

  反过来说，我们都知道，是人就都想获得更多的，甚至乐于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这也只是人的天性而已。所以，有一位英国前首相说的好，“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有永远的利益”。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丘吉尔的名言，但后来我查了一下，发现原来是亨利·帕默斯顿勋爵说的，他曾经说：“我们没永远的盟友，我们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才是永恒的，而遵循这些利益才是我们的责任。”但你知道吗，这个人就是当年主导和发动对华战争的英国首相。

  我承认，中国的崛起对西方许多人来说，将是一个难以吞咽的药丸。不过我记得你也曾经说过，也有一段时间，至少在前些年“融合接触（engagement）”或“中美国（Chimerica）”阶段时，美国也曾到处都是关于中国的正面消息。

  事实上，当我回看本世纪10年代初的西方新闻和评论时，也还有些声音，譬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en Rudd）等人，他们甚至还曾要求中国要参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并建议中国向境外分享中国的成功经验。

  然而，当中国后来确实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等举措进行回应时，却不知何故，被视为日益严重的（对西方的）威胁，人们突然需要警惕债务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等陷阱。现在，在西方媒体的煽动下，全世界的人们都甚至在隐隐担心购买中国的5G和其他新技术产品和设备的危险性。

  然而令人遗憾的现实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实是中国最赚钱的外国客户，而且可能与中国自己的国内市场一样重要。那为什么中国要得罪自己的大客户呢？是的，确实有证据说明，美国正在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但是如果有中国产品也敢这样做，中国产品肯定会被钉在全球市场的十字架上，再也没有人会购买，毕竟总会有其他竞争对手的产品能替换。

  如果你问我的话，关闭美国市场、回避全球竞争，唐纳德·特朗普所煽动的这种偏执才是最终可能会摧毁美国的威胁，中国不是。

  你居然认可了帕默斯顿勋爵，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以为你会说，所有的伟大的西方谚语都是从孔子那里借来的。嗯，我只是开玩笑而已。其实我以为这句话可能最初来自马基雅维利。

  我认为，现在确实有很多关于中国崛起或来自中国威胁的讨论。但是，我认为讨论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一个大国并总是占有主导地位，而且要比任何其他几个国家的时间都要长。从商朝开始的漫长历史中，中国的辉煌时刻可要比从战争到二战结束的一个多世纪期间的低谷期要长得多。我很惊讶来自中国的朋友，没有把历史的玻璃杯看成是90%满的，而只注意到了10%空的部分。

  其次，在的领导下，中美通过扩大贸易、进行了至少几十年的密切合作。这对两国都是互利的，因为中国增加了消费者的财富，扩大了经济影响，进而巩固了中央政府和执政党的力量。同时，美国及其企业拓展了市场，并为其巨额贸易逆差提供资金。在此期间，没有人“恐惧”来自中国的威胁。我也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继续承认、并强调需要继续建立牢固的贸易关系来保证强大的共同利益。这不仅对两国在经济上有利，而且加强了自身利益、避免战争、保持航道畅通，尊重私有财产和实现法治。

  第三，世界上的相互存在，不一定就是零和游戏。虽然我充分尊重“修昔底德”先生的言论，但我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会使战争一定不可避免。二战结束后，日本、德国或法国作为经济强国的崛起也没有导致战争。中国可完全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别的方面的世界强国，而受到欢迎。中国的规模、雄心和经济影响力，可完全使得她不可避免地在世界上广受欢迎。

  但是，许多西方人目前所反对的，特别是此现状在日本、法国和德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和复兴过程中不存在的，是中国对公平竞争（fair play，“费厄泼赖”）的看法、以及中国企图推翻长期以来的现存的国际贸易秩序和规则。尽管每个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内，都会试图帮助本国人民，并为此制定法律、奖励措施和其他障碍。但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其已经崛起的最终结果，而是她用于达到目的的手段，有时以国际标准来衡量是非常不公平的。

  例如，中国政府在人工智能（AI）上大规模投资700亿美元，这是任何其他力量难以与之抗衡的。中国对有计划地、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视而不见，也使得公平竞争变得困难。公然滥用或无视世贸组织（WTO）规则更是加剧了公平竞争的难度。中央政府为国有企业或国家支持企业的降低信贷标准也抑制了自由竞争。还有，很难来想象的是，一个像中国这样强大和卓越的国家，居然仍然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款，然后转身却掏出大笔资金来尝试建立自己的世界性银行或补贴“一带一路”项目，这些都同样令人愤愤不平。

  西方社会对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十分尊重。新的举措也是辉煌的、具有潜在的划时代意义和改变世界意义。举例来说，包括人工智能（AI）、国内基础设施的改善、GDP和人均GDP的指数级跃升、以及“一带一路”项目等等。

  然而，来自中国的竞争，却要比美国当时面对前苏联的竞争更激烈，因为那仅仅是一场军事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而已。来自中国的竞争，实际上更强大和更加“可怕”，因为它不是基于思想，其最核心的基础纯粹是基于对金钱和权力的强烈追求。此外，中国显然远比前苏联更懂得如何聪明地使用这一些金钱和权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要比美国更加聪明。

  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中央计划集权体制的美妙之处在于，有时能够控制产业政策中的赢家和输家。而我们美国，不仅有来自政治的干预和对投资的拖延，在许多情况下还经常选择错误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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